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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中国学者激辩全球权力转移

2019年8月16日 - 澳门新萄京8522

  权力中心转移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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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
  区域安全
 

  沙祖康(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当今国际格局总体上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放眼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美国在政治、军事、影响力等方面远超中国。

王敏  

  不过,美国并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因为根本不存在中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各自领导自己的军事集团,它们谁都不能被称作中心。苏联解体后,美国也不是中心,只能说它相对于其他大国或者国家集团有较强或者最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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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成不了中心,也没必要当这个中心。中国给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中心转移的问题。中国现在不是中心,未来多年后也不会是,但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权力中心的转移”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成立,但远没有成为中美之间的现实。之所以理论上成立,是因为国际权力是一种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调动自己的各种资源,迫使别国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影响力。由于国家实力是动态的,因此影响力随时都在变化。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但在现实中,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指标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因此权力中心转移离现实还非常遥远。为什么美国人会出现这个命题?这既是美国人居安思危的文化特性的反映,也是美国人既得利益者心态的反映。现实情况是,生活条件越好的群体,安全感可能会越差,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后来居上,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提出权力中心转移理论,目的是动员国际社会的舆论和资源,防止新兴大国的挑战。中国人没有必要来附和这种中美之间权力中心转移的命题。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20世纪以来的权力中心是有所变动的。二战之前,权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强国;二战后到苏联解体前,权力中心主要在美国和苏联;苏联解体后一直到现在是一霸数强。现在的权力第一中心在美国,它实行单边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令整个世界局势很不稳定。未来,全球应构建联合国主导型的权力治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在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名额和表决权。关键是要公正地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和生态良性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世界人民之梦。

  【关键词】权力变迁;权力转移;东亚;区域安全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历史上有几次比较大的权力转移,下一次会不会就在我们这一代?这个转移不能把我们的力量转小了,要转大。另外,不能损害他国合法权益,否则我们很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也未必成功。但是我们的合法权益不是通过请求别人来得到保障,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达到别国对我们相对友善、不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欺负别人的状态,那么这种权力转移是比较好的。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除了权力转移,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分散,就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从政府向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跨国公司甚至个人转移。比如斯诺登,对2013年的国际格局来说,他的影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如果说权力转移加速多极世界的到来,那么权力分散则使得世界不仅是多极的,也是多元的。这正是我们理解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根本之所在。

  21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东移”趋势明显,亚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权力场(powerhouse)”。东亚地区安全最突出的“问题转变”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发展。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有着各种不同的分析,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候补超级大国”,有人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和美国重回“两极体系”,然而,中国崛起迄今所带来的变化并非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只是带来了有限的“权力变迁(pow-er
shift)”。之所以有诸多的猜测和观察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再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因素。即便如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确实已经成为重组东亚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以及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由于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调整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标,美国是重在继续接触和影响中国,还是将实质性地转向遏制和包围中国?显然,分析东亚安全新态势的核心要素并非是权力结构或者权力再分配等这些传统型的结构变量,而是在于各国相应的政策与战略考虑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东亚安全格局演变的未来,形成新的一波安全互动关系。为此,本文将分析东亚权力变迁背景下主要国家的安全与战略选择,力图解释权力变迁所产生的安全影响。

  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吗

  

  曲星:中国人说到“遏制”的时候,往往作为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即“限制、阻碍”。但“遏制”对应的英文词是“containment”,在西方人听来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含义。他们一听到这个词,马上就会想到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凯南的“8000字电报”,想起冷战中北约与华约军事集团的对抗、美国对苏东集团贸易的全面禁运、人员往来的严格限制。而当时的美苏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从普通名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西方则从专有名词的意义上来理解,就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无益。当然,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的分歧,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心态也确实非常复杂,美国确实也全力想把中国的发展纳入西方所设定的轨道,所以用“制约”比“遏制”能够更贴切地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心态。

  一、“权力变迁”与“权力转移”:理论内涵的差异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英文现在有三个词来形容美国的政治,第一是遏制,第二是交往,但现在美国处在两者之间,叫两面下注,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塑造为符合美国规范的伙伴。美国非常清楚遏制不了中国。因为遏制成功有一个前提,就是被遏制对象比较傻,爱得罪人。中国是善于搞关系的国家,谁能遏制得了它。

  

  未来权力转移取决于中国,如果中国不犯错误,权力转移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命运都在我们手上,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主张中国崛起有可能带来国际动荡的诸多看法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转移理论有关。奥根斯基(A.F.K.Organski)完成了权力转移理论概念的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权力转移”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基本定义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因为其权力表现的不同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这一难以避免的权力变化过程。国家在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中地位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权力竞争和冲突,因此,战争更多的是爆发在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逆转、相互权力对比开始接近的时刻。奥根斯基断言,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地位接近于发生转变,就是大国间的权力转移,而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权力政治带来战争和冲突。

  袁鹏:美国通过热战战胜了德国,用冷战令苏联解体,靠经济战收拾了日本。现在面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美国会不会故技重施?遗憾的是美国找不到一个对付“老二”的办法,因为中国既有苏联的军事实力,又有日本的经济实力,还有欧盟的独特价值体系,同时和美国实现了巨额的贸易捆绑和金融捆绑。对于这样新型的“老二”,美国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

  权力转移理论本身并非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但其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是抛弃了影响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诸多核心要素,例如对威胁的认知、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国内政治要素以及军事技术手段的变革等,而过度集中于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出现某个“特定时刻”最容易产生冲突和战争。例如,一代又一代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认为,当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的权力对比达到6:5或者5:4时,最容易产生权力更替而引发军事冲突。今天的国际关系学者接受奥根斯基所提出的权力转移将导致冲突的基本认识,但并不简单地认为权力转移一定就产生战争。朱锋和罗伯特•罗斯(RobertS.Ross)认为,在宏大的权力变迁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政策与战略互动是判断和决定这一过程究竟是否带来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观性原因。即便按照权力转移理论观点,权力转移导致冲突,但奥根斯基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单纯性、绝对性的权力对于国际格局的调整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当权力的变更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决定性的变化时,引起冲突的权力转移才会出现,才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换句话来说,权力转移理论并不认为一般性的权力变迁会引起冲突,而是认为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了决定性变化,即权力对比已经达到了“相对平衡”程度,战争的“节点”就出现了。由此权力转移理论把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大国总是追求有利于自己权力优势的“相对权力”狭义地定性为“相对平衡”,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指标来分析大国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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